铁腕:军阀 冬季攻势，董卓政权为什么会灭亡？
挟天子令天下是一个技术活，玩不好就会扑街。
董卓就是这么灭亡的。
“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话不是董卓提出的，但董卓就是这么作的。
董卓进入洛阳后，迅速收编了禁军，吞并了丁原的并州兵，控制了洛阳。
如此，董卓控制了朝廷。
以后是要慢慢篡位还是作个权臣？那是后话了。
现在的关键是：如何通过控制朝廷，来控制天下！
这个想法在当时看起来并非不切实际。
自东汉中期以来，天下权力形态是：外戚、宦官轮流把持朝廷，他们通过与士族的合作，来控制地方。
因此，董卓大约认为：我把以前外戚、宦官的权力收走了，我来把持朝政，跟你们士族合作，其他的，一切照旧！
打错算盘，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本着这个设想，初入洛阳的董卓开始了对士族的拉拢。
董卓不可谓没有诚意。
董卓给党锢之乱中受到迫害的党人、名士平乱。
当时，董卓自己的嫡系将领都没有得到提拔，多还是中郎将之类的职位，而朝廷大官悉数给了士族。
随后，董卓又将名士任命到各地担任州牧、刺史、太守等职。
董卓想：你们士族的利益得到了保护，这下可以和我合作了吧！
算盘打错了。
士族当初之所以愿意和外戚、宦官合作，是因为外戚、宦官本质上代表的是皇权，只是天子年幼，他们代表天子行使权力而已。
你董卓算什么东西？
西凉一军阀！你把持朝政，既没有先帝“授权”，也没有大功可称呀！
关键是：你还废立天子！
大汉四百年独崇儒学。儒学已成为天下士族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如果你像后来的曹操一样，在朝廷和地方都建立了牢固的统治，那人家还不敢怎么样。
但现在你只控制了朝廷，士族、地方官在地方还有枪杆子呀！
于是，董卓任命的名士，大多数到了地方就造反，十八路诸侯风起云涌。
而董卓在中央信任的周毖、伍琼等人，更是暗中帮助袁绍。
很快，十八路诸侯起事，董卓开始失去了地方的控制。
退出洛阳，影响力大减单纯以军力而言，董卓是不怕什么十八路诸侯的。
问题是：没钱。
关东群雄起事，把洛阳东面的财路全部断了，董卓收不到钱。
与此同时，河东白波贼等力量也一起来攻，从侧后威胁董卓。
董卓的凉州军、并州军虽然精锐，但兵力有限，要扩军又没钱，在洛阳支持非常困难。
毕竟：建都洛阳的原因，是因为洛阳为天下之中，方便统治地方。
现在地方都统治不了了，再在洛阳相持也无意义，不如退守易守难攻的关中！
无奈，董卓只得退入关中。
如此，董卓虽拥天子，但其实际影响力，已经大减，几乎降格为一个地方势力。
军力分配失误，遇刺身亡退守关中后，董卓其实仍然拥有较强的军力，如果好好部署，未必不能卷土重来。
但是，董卓在军力部署上出现了失误，给自己带来了杀身之祸。
董卓集团的军队，由三部分组成：
1、凉州军。他们是真正的嫡系，也是最忠诚、最强的力量；
2、并州军。原属丁原，现由吕布统领。董卓虽对吕布不错，但吕布长期受凉州集团歧视，裂缝已生。
3、原禁军。他们是董卓进京时，收编的禁军。此时，董卓已令董家宗族掌握。但是，或许是因为战斗力的问题，存在感不强。
董卓退入长安后，将凉州军分配到各地，控制要点。
长安，只有禁军和并州军。
可以说，如果董卓能留下部分凉州军在长安，那么，王允、吕布是不敢动手的。因为，即便你杀了董卓，也控制不了天子，反而会被消灭！
经过董卓的部署，留在长安的，只有已生裂缝的并州军和存在感不强的禁军了！
那还有什么好说的？
一直就想除掉董卓的士族王允拉拢并州老乡吕布、李肃，设计除掉了董卓！
董卓，在乱世之初拥有当时天下最强大的军力，也早早获得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机会。
可是，董卓集团武强文弱，政治才能有限，改造权力体系的企图失败，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
遗憾的是：董卓始终未能理解士族与他矛盾的本质，仍然重用“外表恭顺”的王允，也未能洞察并州军与他之间的裂痕，将嫡系调出，给了吕布可趁之机。
最终，董卓身死，早早退出了群雄的纷争。
库尔德人紧急向叙政府军求救？
12月28日，海外网消息：因美国计划从叙利亚撤军，土耳其宣称将跨境“清除”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叙利亚北部地区的库尔德武装领导人敦促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派遣部队保护边境。据路透社的报道称，库尔德人呼吁叙利亚政府军返回土叙边境——此前，库尔德武装一直在此地战斗。
尽管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称“已开始撤军”，但美国现在只是将隶属于国务院的人员撤出，而美国白宫只是宣布“计划撤军”。据白宫官员12月20日透露出来的消息，撤出国务院人员只是撤军的第一步。从叙利亚撤军，特朗普政府面临着来自国际、国内的政治压力，俄罗斯副外长正是因此才表示：美国不会真的撤军。虽然美军还没撤出，但土耳其已在开始多方活动，试图在美军撤离之前就采取军事行动。库尔德武装也是“四处出击”，与美国、俄罗斯进行接触，为的是确保其控制地区免遭土耳其的军事进攻。
在叙利亚政府军收复南部的德拉地区之前，库尔德武装就已经开始与叙利亚政府进行和谈，而且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结果在美国的“支持”下，库尔德武装与叙利亚政府的和谈破裂——库尔德武装转而寻求“独立”。美军撤离，土耳其的军事威胁，再加上俄叙联军的“虎视眈眈”，对库尔德武装来说，寻求与叙利亚政府的和谈是其唯一选项。但这并不算是库尔德武装向叙利亚政府求救——叙利亚政府要的是叙利亚的统一，绝不允许库尔装武装独立。实际上，这也是库尔德武装的“自救”之举，在它面前的出路只有一条——和叙利亚政府和谈。
叙利亚政府军将采取何种措施应对土耳其对库尔德武装的军事威胁，这将取决于与库尔德武装的和谈结果，俄罗斯的态度是次要的。各方对待库尔德武装的态度不一，大体上可分为三派：一、美、英、法等国支持库尔德武装。二、土耳其、伊朗等的态度是“打”。三、俄罗斯、叙利亚政府更倾向于政治谈判解决。美国已经宣布撤军，英、法等在叙利亚的影响力有限——对库尔德来说，美国撤军后，剩下的这些支持都极为有限。伊朗虽然主“打”，但受俄罗斯、叙利亚政府影响，对库尔德武装来说，伊朗的态度并不那么重要。
库尔德武装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土耳其的军事威胁，还有就是：叙利亚境内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是叙利亚重建的资金来源，俄叙联军不可能无限期拖下去，如果谈判不能解决，早晚会对库尔德武装动武。如果是在俄罗斯的斡旋下，库尔德武装与叙利亚政府达成最终和解（库尔德武装投降，接受叙利亚政府的管理），叙利亚也不会直接与土耳其开战——叙利亚政府军加上库尔德武装也无法打过土耳其，俄罗斯不可能帮叙利亚打土耳其。最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在俄罗斯的主导下，土耳其与叙利亚政府展开谈判。
对叙利亚政府来说，自然得考虑俄罗斯的意见，或者说是听俄罗斯的话——即便是美军撤离，叙利亚问题想要得到最终解决，根本就离不开俄罗斯的支持。库尔德武装与叙利亚政府达成和解是大概率的事，库尔德武装之前“漫天要价”、“撕毁已达成的共识”，那都是因为有美国的支持，如今没了撑腰的，自然会有和谈“诚义”——土耳其的炮击让库尔德武装不得不有坐到谈判桌前。叙利亚政府、俄罗斯反而可借土耳其军事进攻加速解决库尔德武装问题。
妄想着分裂，不惜引入外鬼，无论是反政府武装，还是库尔德武装，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库尔德武装比那些反政府武装强很多——曾与叙利亚政府军并肩作战，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双方也未爆发过大的冲突，和谈更有基础。库尔德高级官员巴德兰·贾·库尔德表示：“我们正在讨论各种选择......已与俄罗斯、法国和欧盟其他国家进行了接触……”，“保护叙利亚国家这个地区的边界安全是叙政府的责任”，“(与叙政府军的合作)正在讨论中”。美军撤出后，无疑会推动叙利亚的和平进程，对叙利亚百姓来说，和平的希望更大了！
缅甸为什么迁都？
个人认为，缅甸为了发展不迁都不行了，之前写过一片关于缅甸的文章，在六七十年代，缅甸也有过黄金发展的时期，咱们还在住平房杂院拢火烧煤的时代，仰光一座座高楼已经拔地而起，那时的缅甸人均生活水平一度超越我国，但随着经济下滑，城市面貌早已破败不堪了。很多普通仰光老百姓的家里都在窗户上边系个铃铛，下悬一长绳直至楼下，干什么用，来人拉绳子当门铃。
关键缅甸的房子是永久产权，子子孙孙代代相传，没有产权期限一说，这也就是缅甸南部很多人口多的大城市道路狭窄和城市面貌无法更新的原因之一。拆迁拆不起啊，没法拆，政府花钱拆住户还不接受，毕竟是从祖上传下来的，和房子有感情不搬。所幸政府一盘算，这么费钱费事还不如直接迁都来的划算，所以直接把首都从仰光迁了中部城市内比都，把内比都的主干道很多都直接修成双向十车道，就为了看着痛快。
除了有房产的，还有很多缅甸人没有房子，又买不起地皮建房怎么办呢，于是就想出来了个绝妙的办法，不在地上建房，而是在河道上建房，不占地就不用花钱买地，所以像仰光一类的缅南城市很多平民窟都是建在了河道上，城市破破烂烂的，很影响国际形象。
还要就是由于仰光市内的道路建设不发达，白天拥堵不堪，加之缅甸的汽车品牌也是五花八门，多以日韩系的N手车（二手车算很新的）为主，也有小部分我国生产的车，比如东南Suv之类的，左把轮右把轮的都有，但是缅甸人买车和买房一样，一次交清费用，以后基本不用花钱了。大家可以想象，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农用车，拖拉机，皮卡，货车，右舵的私家车，老旧的长途车，左舵公共汽车（这点比较奇特，和国内的黄海或宇通同步），旅游大巴车，还有前来寻求布施的穷人和用头顶着竹篮买熟食的小贩，一起行驶在一条双向四车道的水泥马路上的那种酸爽的感受。
其实仰光的地理位置不错，海运方便，比起内陆来说气候还稍微的“凉快”一点，我到内比都感觉热的受不了，但是城市无法进行大规模建设，从成本上仰光改造远不如迁都省钱，还能更好的进行现在化规划，听说上午定好迁都后，下午很多人都不知道单位机关去哪了，也是很奇葩的。
二战战犯板垣征四郎有着怎样的命运？
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读的话，板垣征四郎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其实是“有功的”，作为一名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尽管板垣为了侵略中国而不遗余力的充当各种角色，但此人战略眼光差极，偏偏在抗日战争最关键的两年掌握了日本陆军中央，并且还是后来者东条英机的“大哥”，两个破司机把日本这辆战车终于开进了深渊，最终双双毙命。
（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
板垣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所谓“荣耀的第16期”和陆军大学第28期，是昭和军阀中统制派的中坚人物，同时在旧日本军队的中下级军官群体中极富号召力。从“九一八事变”到伪满洲国的成立，从内蒙古民族败类德王的分裂活动到“钢军”第五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几乎参与了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所有罪恶的勾当，活跃在东北和华北的侵略战场。
板垣被日军中较有战略头脑的将领视为“徒有热血之辈”，亦即极富侵略热情却不具备领导战争的能力，所谓的“板垣之胆”正是有勇无谋的另一种诠释。1937年初石原菀尔就曾试图推荐他出任陆军大臣，遭到以梅津美治郎等人为首的日军高层强烈反对，这才被下放到广岛师团担任中将师团长。
第五师团在忻口会战、徐州会战中表现顽强，倒不是板垣如何指挥能力高超，而是这支部队的装备精良和火力强大，相反，板垣在晋北和台儿庄都曾被打的鸡飞狗跳。（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
这都不影响板垣的晋升，因为他属于日本陆军掌权集团和昭和天皇欣赏的“行动派”，果然，1938年6月第二届近卫内阁倒台，板垣终于从中将师团长直接擢升陆军大臣（陆相），与陆军次官东条英机搭档掌握了日本陆军的人事权和战略指导权。这两个家伙在关东军时期就是搭档，当时板垣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参谋长，而东条英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
板垣征四郎被称为“秤砣”，东条英机则被叫作“剃刀”，两个人都有一股子杀伐唳气，又臭又硬，却没有成熟的战略思想。而从裕仁重用这两个货可以看出，这是他对关东军发动侵华战争的肯定和奖赏，他们上任后立即策划倾举国之力发起武汉会战，试图一举打垮重庆政府结束战争，然而却事与愿违，国军保持了基本主力撤入西南山区，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晋升大将的板垣征四郎）
此时以前线冈村宁次和后方阿南惟几为代表的一批将领，坚持认为既然已经打到这个份上了，就应该一鼓作气直接进军四川击败国军主力，用武力占领重庆迫使蒋介石投降。板垣却认为完全不需要了，他先是命令日军占领广州、南宁等地封锁中国的外援通道，同时对扶植汪精卫伪政府充满了热情，他认为用这两招双管齐下，重庆政府必然跨台。
冈村宁次和阿南惟几等人据理力争，结果全被大权在握的板垣给收拾了，冈村宁次被解除第11军司令职务调回本土担任闲职“军事参议官”，阿南惟几被赶到山西当了第109师团长。而日本人内讧这一时段为中国的抗战争取了宝贵的喘息和调整之机，得以重整军队，接受苏联军援，加强鄂西防务，重庆终于有惊无险。
（板垣征四郎与蒙奸德王）
事实证明，汪精卫政权根本没什么卵用，国民政府也没有因为被封锁而投降，板垣征四郎又轻易批准了关东军在诺门坎挑衅搞事情，结果是日军东一榔头西一斧子四处蛮干却没有任何战略进展。裕仁火了，才明白板垣难堪大用，一脚将其踢出陆军中央，就任新组建的“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因为没有晋升大将军衔，这厮连总司令的职务都没捞着。
板垣征四郎回到中国战场认职后，为证明自己的能力和重获认可，又亲自策划了诱降重庆政府的“桐工作”，并且对日本在香港的谈判代表表示，如果重庆方面愿意和谈，他将亲赴长沙与蒋介石面谈，这都有点玩命的意思了，因为长沙是中国军队控制区。
（板垣和伪满汉奸）
结果不仅最后遭到断然拒绝，国民党军统还在香港把日本代表骗的七荤八素，《长沙保卫战》有这个桥段，板垣征四郎再次大为丢脸，从此彻底失宠，被日本最高决策层弃用和边缘化了。1941年按资历晋升大将，被派往朝鲜担任占领军司令，从朝鲜军司令到后来升格的第17方面军司令，总之就是干点镇压百姓反抗的脏活，却不能影响日本的战争方略了，期间曾回国担任“军事参议官”，步了冈村的后尘。
1945年4月，日本末日即将来临之即，板垣调任驻新加坡的第7方面军司令官，并于8月份在那里向英军投降。板垣征四郎自知战争罪责难逃，贿赂英军司令史密斯多达30万美元的金银珠宝，试图逃往南美，不料英国将军极不厚道，收了钱不办事，反而加强了看管。年底被正式逮捕押回日本受审，被控十项战争罪行，宣判为甲级战犯。
1948年12月22日被第一个送上了绞刑架，结束了罪恶的一生。（板垣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审）
为何古人喜欢当官而不是选择去经商？
谢谢邀请。
商业是自士农工分离出来，负责商品交换的行业。其前提是物品自给自足剩余后转化为商品。
明代以前，人们等级森严，物质勉强自给自足，限制了商业的发展。明中后期，人们平等观开始萌发，物质生产发展，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之前，商业以官办为主，交换对象只在贵族之间进行，难以全面发展。
儒家并不反对经商，子贡可谓儒商鼻祖，是孔子周游列国的经济保障。
之所以认为儒家支持成为士人，而不支持经商，一是儒家修齐治平的要求，二是农耕文明为主的华夏古代经商机会少，三是利得对比不如成为士人，一旦利得大于当官可就不一定了。
大约从成化、弘治时起，商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开始在明朝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生活中崭露出来。从明中叶以后，社会上对于人生价值的追求已经开始由单一的做官转变成为做官或者经商，社会观念与明初有了根本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