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战神血之东都(他是如何取得那么多战功的)

1、斗战神血之东都，他是如何取得那么多战功的？

李渊起兵的时候，虽然李世民仅仅只有18岁，放到现代也就是个高中生。但如果我们只是单纯把李世民当成现代的高中生的话，那就是我们太单纯了。

18岁的李世民，其实已经身经百战。早在几年之前，李世民就已经开始带兵去北边砍突厥了。

李世民之所以如此年轻，便已经深谙战争之道，这主要是和他的早年经历有关。

公元599年，李世民出生于陕西省武功县。当时正是隋文帝在位期间，隋朝正处于最强盛的时期。李世民的父亲李渊，刚刚在长安得到任命，要前往陕西凤翔担任刺史。

离开长安的同时，李渊的夫人窦氏，已经身怀六甲。李渊本想等窦氏生产之后，再前往凤翔赴任。奈何算算时间，如果留在长安的话，会误了到任的时间，所以李渊只能带着家眷上路，希望到了凤翔那边之后，再生孩子。

不过，生孩子这种事情，肯定不是李渊一个男人能说了算的。一家人刚刚走到武功县的时候，窦夫人便有了要产子的迹象。所以李渊只能暂时在武功县落脚，决定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好在李家世代显赫，在武功县也有产业，于是李渊便带着家眷住到了李家在武功县的别院。

入住别院之后，窦氏顺利产下一子。

不过，据史书记载，就在窦氏生下这个孩子的同时，李家的武功别院外，忽然来了两条龙，在门外逛游了三天才离去，吓得李家人三天没敢出门。

这事现在读起来，当然会觉得比较扯，觉得肯定是封建迷信要不得。但在史书上，确实就是这么记载的。至于到底是怎么回事，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也许是当时李家门外恰好路过两条蛇，然后在李家门口多待了两天。反正那会儿陕西地区的自然环境不错，偶尔来两条蛇好像也很正常。

这个孩子出生之后，李渊当时给他取了个什么名字，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史书上确实没记载。不过，三年之后，就在李渊即将结束自己的刺史任期，准备返回长安接受新的任命时，李渊府上忽然来了个书生，说自己会看相。

这个书生看到李渊之后，评价李渊为‘公贵人也，且有贵子’。而等到他看到那个孩子之后，给出的评价则更高。

‘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年将二十，必能济世安民矣。’

听到这个评价之后，李渊觉得倒是不错，所以决定给这个孩子改个名字。既然‘济世安民’，那就叫你李世民吧！

李世民的名字，由此而来。

此后的几年里，李世民跟着老爹，辗转陕西陇县、河南荥阳、山西静乐县等地任职。所以，李世民童年时期，已经跟着老爹辗转大江南北，见过了很多的世面。在李世民13岁那年，李渊返回长安任职，李世民也跟着返回了长安。

在长安又生活了两年之后，李渊决定，给李世民完婚。早在几年之前，李渊就和跟自己交好的长孙晟约定，给李世民和长孙晟的幼女定下了婚约。长孙家也是世家大族，尤其是长孙晟，更是隋朝的名将。只不过在双方定下婚约之后不久，长孙晟就去世了。不过李渊倒是没因此悔婚，到了李世民15岁这一年，李渊大张旗鼓地去上门提亲，让李世民与长孙氏完婚。

这一年，李世民15岁，长孙氏12岁。

此后的几十年当中，两人一直伉俪情深，携手走过了无数风风雨雨。李世民当上皇帝之后，哪怕后宫佳丽无数，长孙氏依然是他的挚爱，一生都不曾改变。

当然，这事儿要放到现代的话，那就不是什么浪漫爱情故事，而是一桩刑事案件了。因为以他们俩结婚时候的年龄来算，这桩婚事其实算童婚。只是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个岁数结婚就很正常了。

就在李世民结婚之后不久，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终将彻底改变所有人的命运。

这件事，就是隋炀帝征讨高句丽。

在此之前，隋炀帝其实已经打过一次高句丽。可惜那次征讨，最后以隋朝惨败而告终。然而隋炀帝这个人，特别喜欢坚持。既然第一次没打垮高句丽，那就再打一次好了。所以在这一年，隋炀帝再次征调全国兵力，北上和高句丽开战。

而当时身在长安的李渊，也被隋炀帝征调，去庆阳县督运粮草。就在隋炀帝刚刚和高句丽开战后不久，隋朝的另一位大贵族杨玄感，就在后方发动了一场兵变，企图截断隋炀帝的归路，然后取而代之。没办法，隋炀帝只能暂时先与高句丽议和，然后转回身去收拾杨玄感。不得不说，杨玄感挑的这个时机，真的是很不错，只是可惜他自己的本事差了点。加上这个时候，隋朝的家底依然雄厚，所以一番战斗之后，杨玄感被隋炀帝给灭了。

这件事，看似是远在天边，但对当时的李家来说，却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第一，杨玄感的这次造反，沉重地打击了隋朝的统治。至此之后，隋朝开始迅速衰落，各地农民起义军蜂拥而起，隋朝的统治渐趋崩溃，这就给了后来李渊起兵的机会。

第二，李渊被杨广委派负责督运粮草之后，李家的家眷自然也要跟随。然而，李世民的生母窦氏，经过一路颠簸之后染上了重病，最后不治身亡。

第三，因为李渊这个人，比较好交朋友，不管走到哪儿，都喜欢和当地的英雄豪杰交往。然而这事让杨广听说了以后，杨广自然就难免对他开始猜忌。此时的杨广，刚刚经历了杨玄感的谋反，对于身边所有人都有很强的警戒心，提防李渊自然也就理所当然了。而为了保命，李渊便只能开始自污，沉迷于酒色之中。至于那些正事，他就只能隐于幕后，遥控着儿子去完成了。

短短一年之内，发生了如此多的事情。成亲、母亲去世、国家战败陷入混乱、父亲开始自污声名，然后又开始在幕后指挥自己做事。

这一年，李世民只有15岁。

所有的这一切，像暴风雨一样向他打来。然而这些风雨，终究没能击垮李世民，反而让李世民彻底成熟了起来。

所有打不垮你的，终将使你强大。

不得不说，李渊的自污手段，还是很管用的。在他自污之后，杨广终于开始重新信任他。大业十一年，李渊调任山西河东慰抚大使，负责平定该地区的农民起义。从这时开始，李渊终于开始掌有兵权。

这一年，李世民16岁了。

到了山西之后，李渊开始施展自己的英雄本色，很快便镇压了当地的农民起义。在这个过程当中，李渊一直将李世民带在身边。年仅16岁的李世民，便已经开始上战场观战，开始领悟战争的真正奥妙。

在经过一番战斗后，李渊终于平定了当地的农民起义，并且将很多农民军重新进行整编，收入麾下。从这时开始，李渊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嫡系军队。

就在李渊这边刚刚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不久，北方的突厥便趁机南下，打算袭扰中原。更要命的是，当时隋炀帝正好在北边游玩。突厥南下的时候，隋炀帝还来不及撤退，最后被突厥围在了雁门关。

杨广这个人，虽然是个暴君，但好歹还是皇帝。皇帝被围，臣子自然不能不管。尤其是距离雁门关并不遥远的李渊，自然更要派兵去救援。但问题是，李渊这边的防务也很紧要，因为当时他这边也有突厥人进犯。如果他离开了，突厥万一要是从他这边南下进攻，麻烦更大。

思来想去之后，李渊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让当时年仅16岁的李世民，率兵前往雁门关增援。

李渊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因为隋炀帝虽然在雁门关被围，但随身带着的护卫军队，人数不少。再加上各地得到消息之后，肯定也会迅速派人去增援。所以这场包围，最后应该是有惊无险。如此一来，让李世民带兵去转一圈，估计也就够了。既能表示一下忠心，李渊也不用放弃自己的属地的防务。突厥人见到隋朝援兵到来，肯定会就此退去。

后来的局势发展证明，李渊猜对了。

当李世民带着军队，赶赴雁门关的时候，隋朝的各路大军，也已经同时抵达。

而在这场解围战当中，李世民第一次展现出了自己绝世名将的天赋。

抵达雁门关之后，李世民见到了突厥的虚实之后，向顶头上司云定兴献策：突厥人本来就是偷袭，才把皇帝给围住。我们可以把军旗范围拉得长一些，然后晚上经常敲鼓，让他们误以为我们所有的大军都已经抵达，只要我们展现出大军已经来援的状态，突厥就一定会退去。

不得不说，这真是个好计策。

在此之后不久，突厥人果然退去。

突厥的这次撤退，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自然不光是被李世民这一个小花招吓退了。不过，李世民的这个计策，也第一次展现出了他在战争方面的超高天赋，让很多隋朝高层军官记住了他。

此子日后必非池中之物。

在雁门关转了一圈之后，虽然没有真的打起来，但李世民也算见过了大场面。雁门关之围结束后，李世民返回山西，和老爹汇合。在李世民回到李渊身边后不久，李渊再次升官，升任太原留守、晋阳宫监，成了太原地区的实际最高控制者，并且辖制了不少军队。

到了这会儿，李渊虽然还没起兵，但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底，有了自己的底蕴。

在担任太原留守期间，李渊吸取了之前和突厥战斗的教训，决定训练一支骑兵精锐。突厥人擅长马战，来去如风，他们的骑兵军队，一直都是隋朝边军最头疼的敌人。而在中国古代，想要有效对付骑兵，只有两种办法最为合适：一种是以坚固的城池作为防御基地，打防御战；另一种是训练出一支同样强大的骑兵军队，以骑制骑！

李渊选择了第二条路，决定训练一支强大的骑兵精锐。

但要训练这支强大的骑兵精锐，还有一个问题。

由谁去统领。

此时的隋朝，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到处都有民变。李渊虽然一直在韬光养晦，但这并不意味着李渊没有二心。相反，李渊很清楚，一旦情况有变，自己麾下的这支精锐，或许会成为自己最重要的资本。所以如此一来，这支骑兵精锐，就必须交给自己最为信任的人，而且绝对不可能反叛自己的人来统领。

找谁呢？

最后，李渊选中了自己的二儿子李世民。

李渊虽然还有一个大儿子李建成，但此时的李建成，却有其他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帮李渊去结交各路英雄豪杰。李渊知道自己被杨广盯得很紧，肯定没这个机会，所以只能让自己的大儿子代表自己去做。而这个任务，让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李世民去做，显然不太合适，因为李世民实在是年龄太小了，人家会觉得他说话不顶用。

所以最终，李渊将这支骑兵精锐的指挥权，交给了李世民。

这支精锐，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大唐玄甲军的前身，更是后来李世民战无不胜的重要依仗之一。

又过了一年多之后，时间到了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

这一年，李世民18岁。

此时的李世民，已经统领那支骑兵精锐将近一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李世民除了带兵进行训练，便是带着这支骑兵去北边砍突厥，战斗经验越来越丰富。在经过许多次战斗之后，李世民的战斗能力，已经超过了绝大多数人。

就在这个时期，隋朝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谁都看得出来，隋朝的灭亡已经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了。李渊也终于决定，开始正式准备造反。

但在正式造反之前，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

那就是怎么告诉自己的手下，告诉他们自己要造反了。

李渊想造反，但是又不打算自己明说，而且还打算让部下们推着自己向前走。所以最后，李渊做了一个局，让李世民来执行。在这个局当中，李世民先串通李渊的部下，和李渊的部下摊牌，表明李世民自己的反意。然后李世民再和其他人一起设局，让李渊夜宿晋阳宫，被迫走上了造反的道路。

用现代的话来说，这就叫脱裤子放屁。

但在当时，这真的很有必要，因为如此一来，李渊就等于是被迫造反的，名声上要好听很多。

在此之后，李渊开始和部下们抓紧时间，筹划造反的事情。然而就在李渊准备造反的时候，一个偶然事件的发生，打乱了他的布局。就在这个时候，山西北部的马邑校尉刘武周，杀掉了当地的守将王仁恭，起兵造反了。

照理来说，这事和李渊没什么关系，又不是他造反。但消息传到江都之后，杨广却认定是李渊纵容刘武周造反，决定把李渊拿到江都去问罪。

这要是去了江都，哪还能回得来？

于是，李渊终于决定，提前起事，正式开始造反。

公元617年5月15日，李渊在太原城内以勾结突厥的名义，杀掉了太原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独自掌控了太原。七月，李渊在太原正式起兵，举兵三万，进攻关中。李渊起兵之后，李世民被任命为右领军大都督，统帅右三军，开始他战无不胜的战场生涯。

从李世民早年的这些经历当中，我们不难看出，李世民当时虽然年轻，但经验已经比很多老将更为丰富了。李世民见过雁门关围城的大场面，也亲自带人去北边砍过突厥，见惯了沙场厮杀。最重要的是，李世民从小便跟随李渊，一路走南闯北，战争天赋已经被提升到了极致。再加上掌握的那支骑兵精锐，战力更是强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不管是装备还是人员素质，都强到夸张。

有这些条件在，李世民年纪轻轻便开始了战无不胜的传奇生涯，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

2、为何威力强大的陌刀到了宋朝就被抛弃？

陌刀是唐代步兵中很流行的一种杀伤力大的双刃长刀，它的出现极大的提升了步兵的战斗力与阵地防御能力，对横行疆场的骑兵构成了很大威胁。它的出现，是唐朝武力达到巅峰的标志。

陌刀第一次出现在战场，是公元621年辅公柘与李子通丹阳大战之时。辅公柘手下有一大将，名唤阚陵，使一把两边都有刃的大刀，长达一丈，号为“陌刀”，一刀下去，往往能杀死数名敌人。此时是唐朝武德年间，新旧唐书上对这一时期战场上的记载再无陌刀的出现。

直到调露元年(679 年)二月裴行俭于朔州大破突厥时，《新唐书》上才再一次出现了陌刀的身影。当时为了对付劫夺唐军粮车的突厥骑兵，裴行俭制作了假粮车三百乘 , 每车伏执陌刀的精壮士卒五名 ，突劂骑兵到假粮车跟前时，这些手执陌刀的勇士“即暴起而尽杀之”。

到了唐玄宗时，由于冶炼技术的发展，唐朝对陌刀铸造技术进行了进一步改良，陌刀也大量装备部队，与仪刀、鄣刀、横刀一起，成为唐军中装备最多的四种刀之一。据唐《六典》记载：“陌刀，长刀也，步兵所持，盖古之断马剑 ”。 安史之乱时，陌刀成为参战双方的主要武器之一。玄宗手下大将郭子仪 、李光弼的朔方军，封常清、高仙芝率领的募兵以及安禄山的叛军都以陌刀为主要武器。

陌刀又称斩马剑，是一种又长又锋利的利器，用来斩马的蹄子特别顺手，是唐朝对付突厥骑兵的法宝。因为唐朝以步兵为主，对付突厥骑兵很是吃亏，尤其是在平原作战时，简直就是突厥人的活靶子，所以必须要扬长避短 ，创造出“以步制骑”的办法。

贞观十五年，大唐战神李靖和薛万彻在讨伐薛延陀时，就想出斩敌马腿以制敌的办法，“乃令去马步阵，率长刀数百齐为队齐奋以冲之，其众溃散”。这时唐军使用的还仅仅是配备长柄的普通长刀，仍然用斩马腿的办法，取得了步兵对骑兵的胜利。这种战法在唐军装备陌刀后，成为唐军对付少数民族骑兵的普遍战法，效果显著。所以，陌刀能在唐军中流行，是有其原因的。

从战术上分析，古代骑兵是机动性极强的部队，“风驰鸟赴，倏来忽往”，只有利用长而锋利的兵器，才能抵挡骑兵暴风骤雨般的攻击。由于骑兵“不能持久而果于驰突”的特点，发动强力冲击时对马的体力消耗巨大，一旦两三波冲击攻势不能奏效，唐军便能转被动为主动。

从战场的实战效果上看，陌刀的威力并不亚于弓弩。陌刀的特点是两边都有刀刃，攻击距离长，一挥可杀数人，近战时一刀挥去，敌人人和马都会被斩杀，如果列成横阵，威力更是惊人。所以唐朝军队一改魏晋以来的习惯，甚至不装备长枪，仅以陌刀制敌。唐朝在对外战争中，“以陌刀长柯斧堵进，所向无前”， 无论守城、追杀 、止奔冲、偷袭，都是极有效的兵器，是骑兵的克星。

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陌刀的威力，唐军创造性的发明了“分布阵”。这是一种将全军分列七行的阵法，“第一队战队为首，其次右战次之，其次左战队次之，其次右驻队次之，其次左驻队次之”，由步兵组成战锋队， 执陌刀、长戟、长斧列于前，每队五行，各行依次为七 、八 、九 、十 、十一人，,队长持陌刀于阵后督战，人数从前至后由少到多， 意在加强后面的阻击力量， 以抗击敌骑越来越强的冲击。

其后是由骑兵为主的马、步 、车军混编队伍，作为中坚，“若贼薄阵， 短兵交则舍弩而用刀棒，与战锋队齐入奋击”。这个阵法是骑兵突击的噩梦，在战场上百试不爽。

唐朝面对的突厥人、吐蕃人，甚至安史之乱的叛军，都是以骑兵为主的敌人，所以唐军在步兵中推广陌刀的同时，也注重发展自己的骑兵部队。《新唐书 ·兵志》上说：“天宝后，诸军战马，动以万计。议谓秦汉以来 , 唐马最盛。”但是相对来说，唐军的主力还是以步兵为主，所以必须要装备大量克制骑兵的陌刀，是必然的趋势。

宋朝面临的少数民族政权更多，先后有辽、西夏、金和蒙古，这些都是以骑兵为主的敌人。同样以步兵为主的宋军，必然要在装备上寻找克制骑兵的武器。宋朝的“斩马刀”就是突出的代表。

宋朝舍弃唐朝的“陌刀”，并不是陌刀不好用，而是陌刀造价高昂，而且过于追求锋利，刀刃比较薄，很容易折断，一场大战下来，陌刀的折损率通常会在一半以上。

而斩马刀同样具有“犀利则莫比”的特点，但是是一种单刃刀，刀身厚，上有增强动能的大环，斩起马腿来比陌刀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取代了陌刀的地位。斩马刀的诞生是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反映，也是宋代因地制宜，应对战争形势的需要。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对斩马刀有详细介绍，这是一种“刀刃长三尺余，镡长尺余，首为大环，制作精巧，便于操击的实战阵之利器也”。

宋代诗人田锡有一首《斩马剑赞》，说的就是斩马刀的威力。全诗如下:“三尺秋色，百炼刚德。玉匣深藏，金玦为饰。直臣勃然，就帝请焉。诛奸气作，抗节词专。庭辱贵重，天威震动。言虽上闻，剑不克用。锋锷应飞，英灵何归? 载怀美事，含毫发挥。”从诗的首句“三尺秋色，百炼刚德”就可以看出这种刀的锋利程度和坚固程度。

按照武器分类来说，斩马刀是一种“环首刀”。这是将钢铁经过反复折叠锻打和热处理后制作出来的刀，也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一种兵器。全刀一体锻造，环首内往往有精美龙雀类图案，又称“龙雀大环”。

宋军中执斩马刀者，往往一手执刀，一手执“钩镶”。 钩镶是一种攻防两用的铁质小盾牌。核心部分是一面小型铁盾，中间突出一只用来推杀的刺，上下各延伸出用来勾阻对方兵器的铁钩。步兵使用钩镶和环首刀这样的组合搭配，既可以斩敌马腿，又可以克制骑兵使用的长枪等长兵器。这种刀最科学的是刀背有四至七个铁环，舞动时叮铛作响，可以增加劈砍的动能，加大杀伤力。

虽然宋代的斩马刀通常在一米三左右，远远低于陌刀的三米长度，但是宋军将斩马刀与“钩镶”配合使用，在杀敌时能有效的保护自身，而且对阵型的要求不高，所以从战场效果上看，斩马刀的实战效果要优于陌刀。

宋朝有斩马刀的专门生产机构“斩马刀局”，大量生产斩马刀配备边防军队，以对付辽国尤其是西夏的骑兵。仅熙宁五年一年，便“造数万，分赐边臣”。

北宋灭亡后，宋都采取消极防御的方针，特别是绍兴和议之后，与金人的大决战也越来越少，斩马刀也渐渐失去了昔日与骑兵作战时的风采，成为一种防御性武器，最后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3、李世民带领十人发动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的绝地反击，这一步棋其实很冒险，没有胜利的把握，但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跟着他，帮助他杀死李建成和李元吉，并逼迫唐高祖李渊禅位给他。

这些参与玄武门之变的人，他们有的出谋划策，有的身先士卒，拼死卖命，都有很大的功劳，所以李世民后来对他们还都不错。但是，这些人也不是都有好下场，有一些人得以善终，还有一些人则死得很惨。

武德九年六月初四，也就是626年7月2日，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恭、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十人入朝，暗中埋伏在玄武门，等待李建成和李元吉到来。

在此前一天，有人密告李渊说，太白金星出现在西南方位秦王府上空，预示着李世民将拥有天下。很显然，这是李建成和李元吉搞的鬼，他们在陷害李世民谋反。关乎到大唐江山稳固，李渊自然不敢马虎，于是把李世民叫到宫中质问他。

古人对天文星象十分迷信，对于这种事，李世民自然无法辩白，所以他决定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

李世民知道李建成和李元吉跟李渊的妃子走得很近，给了很多贿赂让她们在李渊身边吹枕边风，以此陷害李世民。李世民便借机向李渊告状说，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乱后宫。

李世民的话极大触动了李渊，他很慌张，所以就不再提什么太白金星的事情了，而是告诉李世民说，明天他会把李建成和李元吉叫来对质。李世民计谋成功，他为自己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也争取到了为政变做准备的时间。

不过，张婕妤得知了李渊和李世民谈话的内容，就派人警告李建成，要他小心谨慎行事。

李元吉得知此事之后，也建议李建成不要入宫，但是李建成却觉得，秦王李世民的左右羽翼已经被铲除了，而且宫中禁卫都是他的人，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他决定去宫中见李渊，也好亲自打探一下情况。

但李建成不知道的是，时任玄武门禁卫军首领名义上是李建成的人，实际上早就被李世民给收买了，这是李世民能够取得玄武门之变胜利的最关键的一点。

六月初九，李建成和李元吉不知道玄武门有埋伏，于是骑着马大摇大摆进入玄武门。当二人来到临湖殿的时候，李元吉察觉到了有埋伏，于是准备调转马头去东宫。

这个时候，李世民杀将而出，紧追着李建成和李元吉不放。李元吉心里紧张，他连续向李世民射了三四箭，但都没有命中。李世民拿起弓箭反击，一箭就射中了李建成，他坠马而下，当场死亡。

就在李世民继续追赶李元吉的过程中，尉迟恭带了六七十人赶到了，他身边的一个士兵一箭射中了李元吉，但没有射中要害，他只是跌下马去了。当好那时候李世民的马受到了惊吓，李世民也跌下了马，李元吉就过去跟他一对一作战。

李元吉其实也很厉害，他跟李世民打了几个回合，李世民竟然打不过他，还被李元吉用弓勒住了脖子 。眼看李世民就要一命呜呼了，摆脱了敌兵纠缠的尉迟恭及时赶到，大声喝住了李元吉。

李元吉知道不是尉迟恭敌手，于是放开李世民，快步向武德殿奔去，准备找父亲李渊寻求保护。尉迟恭是何许人也，他怎能放过李元吉，于是骑马过去一箭就射死了李元吉。

李建成的部下翊卫车骑将军冯立得知李建成身死的消息，决定为他报仇，于是跟副护军薛万彻、屈直府左车骑谢叔方一起，率领东宫和齐王府兵丁二千余人朝宣武门杀去。

那时候李世民手下的人只有几百，而且还在跟李元吉及其手下作战。眼看冯立的大队人马就要来到宣武门了，宣武门守卫云麾将军敬君弘等人不固守城门，坚持率兵出战，结果全部战死。

就在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刻，张公谨挺身而出，他臂力惊人，一个人竟然将宣武门的两扇大门都给关上了，成功阻止了冯立率兵进入，保住了李世民等人的性命。

等尉迟恭将李元吉杀死之后，他得知冯立率领二千余人在宣武门叫嚣，于是割下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然后来到宣武门城墙上，向城下的将士战事二人首级，城下的士卒见事已至此，于是作鸟兽散，冯立和薛万彻也都逃走，李世民因此获得了最终胜利。

紧接着，尉迟恭又带人去向李渊禀告李建成和李元吉身死的消息，李渊见事已至此，于是开始装糊涂，将罪过都推到李建成和李元吉头上，然后接见了李世民，父子二人痛哭流涕，上演了一出父子情深的戏码。

三天之后，李渊封李世民为太子，并让其代为处理朝政。

三个月之后的9月3日，李渊正式禅位于李世民，李世民登上皇位，成为唐朝历史上第二个皇帝，即唐太宗。

那么，李世民登基之后，是如何对待参与政变的十人的，他们的最终结局又如何呢？

一、长孙无忌，凌烟阁功臣排名第一（按官职排序，并非你功劳，下同）。

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布衣之交，后来还将妹妹嫁给李世民，也就是长孙皇后。李世民起兵之后，长孙无忌前往投靠，他跟随李世民南征北战，是李世民重要的谋臣，唐朝建立之后被封为上党县公。

玄武门之变之所以发生，长孙无忌的劝说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他后来还亲自参加了政变的整个过程，被李世民认为是功臣之首。李世民继位之后，立即册封他的妹妹长孙氏为皇后，封长孙无忌为左武侯大将军。

在整个贞观时期，长孙无忌作为功勋之臣和外戚，长期担任宰相，是李世民的好帮手和好朋友，因此还被李世民封为赵国公，司徒，世袭刺史。

李世民去世之后，长孙无忌和诸遂良成为辅臣大臣。在高宗时期，长孙无忌的权势依然非常大，他每有进言，高宗无不从，但他也得罪了不少人，比如说因为诬告吴王李恪谋反，等等，许多人都十分厌恶他。

还有江夏王李道宗和驸马都尉执失思力，也长期跟长孙无忌不和。特别是在武则天争取皇后之位这件事上，长孙无忌因为支持王皇后，开始逐渐被李治所厌恶。许多大臣们嗅到了政治风向的改变，便开始站在武则天一边，与长孙无忌作对。

再后来，武则天致使许敬宗诬告长孙无忌谋反，李治便借机将长孙无忌流放黔州，他的儿子们也都被革去官职，流放岭南。659年7月，长孙无忌被赐死在黔州，他死后家产被全部没收，家人也都成为奴婢。

一直到674年，唐高宗才让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元翼承袭赵国公爵位，并给与他陪葬昭陵的荣耀。

二，尉迟恭，凌烟阁功臣排名第七。

尉迟恭可谓是李世民的铁杆亲信了，他从武德三年开始追随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宣武门之变中，尉迟恭是个十分关键的人物，他不但救了李世民一命，还杀死了李元吉。

玄武门之变之后，尉迟恭被封为右武侯大将军，吴国公，实封一千三白户，是受赏赐最后的功臣之一。

不过尉迟恭这个人人品不算太好，他自恃功高，对长孙无忌和房玄龄等人不服，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失，致使很多人都不喜欢他。

有一次李世民举行宴席，他觉得自己功劳最大，应该坐在最前面，但排座位的人却将他排在第二，他十分不满，就指责那个人，还在那儿大骂别人。坐在尉迟恭下面的江夏王李道宗劝诫了他几句，他就一拳打在李道宗脸上，差点没把他眼珠子打出来。

李世民对此很不高兴，但又碍于尉迟恭救过自己的命，所以不好发作，只是在宴席之后找他谈话，希望他戒骄戒躁，不要自恃功高，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尉迟恭由此开始稍微收敛，但他后来到外地担任都督的时候，依然是一副天下唯我独尊的样子，结果很多人都密告李世民说他谋反。

尉迟恭知道自己玩大了，于是找到李世民，把自己的上衣脱掉，漏出伤口，还说这就是自己四处征战时留下的。李世民见状，也不忍心再说什么了，于是再次选择信任他。

不过尉迟恭晚年的时候倒也学聪明了，他知道自己得罪了不少人，所以急流勇退，辞职回家养老去了，而且开始迷信长生不老，沉迷于炼丹，修建豪华宅邸，十六年间都不曾与外人有所接触。

658年，尉迟恭在家中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唐高宗追封他为司徒，并州都督，并让他陪葬昭陵。

三，侯君集，凌烟阁功臣排名第十七。

侯君集早隋朝末年就开始跟随李世民了，后来在战争中立了了不小的功劳。在玄武门之变中，史书记载说“君集之策居多”，可见侯君集也是政变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率兵控制李渊和朝臣的关键人物之一。

玄武门之变之后，侯君集被封为潞国公，右卫大将军。

贞观四年，侯君集担任兵部尚书并参议朝政，成为宰相之一。

贞观九年，侯君集跟随李靖平定吐谷浑，在战争中立下了很大的功劳，在军中的威信也因此得到很大提升。

侯君集其实是个不错的将才，他早年不曾读书，后来出将入相了才开始学习，终于有所成绩，赢得了大臣们的赞誉。不过侯君集也有个毛病，那就是贪得无厌，他在贞观十三年攻灭高昌之战中，私吞了大量的战利品，因此被弹劾，受到李世民的处罚，因此常常怀恨在心。

贞观十七年，太子李承乾因为担心自己被废，所以就找到心怀不满的侯君集，跟他约定谋反。但李承乾谋划不当，最后事情败露，侯君集因此被牵连，被李世民处死，他的妻儿老小全部流放岭南。

四，张公谨，凌烟阁功臣排名第十八。

张公谨原本是王世充的手下，偷来投降唐朝，到秦王府担任幕僚，因为他建议李世民采取自保之策，因此逐渐受到重用。

在玄武门之变之前，李世民在犹豫要不要杀死亲兄弟，还让人拿出龟壳占卜，张公谨从外面进去，将龟壳摔在地上，还说这些都是骗人的玩意儿，难道结果不好，就不去坐这件事吗？

凡卜筮者，将以决嫌疑，定犹豫，今既事在不疑，何卜之有？纵卜之不吉，势不可已，愿大王思之。

李世民由此决心发动政变，张公瑾在政变中以一人之力关闭宣武门，因此救了李世民的性命，后来被封为定远郡公，左武侯大将军。

贞观元年，张公谨担任定州都督，经常针砭时政，还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得到了李世民的极高评价。

后来，张公谨有建议消灭东突厥，并提出了六条必须这么做的理由，李世民觉得非常有道理，就任命李靖为行军大总管，张公谨为行军副总管，历时一年消灭了东突厥，他因此被封为邹国公，改任襄州都督。

仅仅在消灭东突厥二年之后，张公谨就因病英年早逝，享年38岁。

五，刘师立。

刘师立原本是王世充的手下，后来被俘虏，原本是要被杀的，但是李世民十分赏识他的才干，所以就留下了他，他因此对李世民死心塌地，在宣武门之变中献计献策，立有功劳，被封为左骁卫将军、襄武郡公。

罗艺叛乱之后，他曾参与平叛，但因为他跟罗艺关系很好，所以被人弹劾，但李世民念及他是秦王府旧臣，所以重新任命他官职。

后来李世民准备攻打吐谷浑，唐朝兵还没出发，刘师立就派遣了大量细作去吐谷浑说服了大量部落投降，因此被封为岐州都督。后来唐朝在攻打吐谷浑的过程中，刘师立有勇有谋，大败吐谷浑军队，因此被封为始州刺史。

刘师立其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李世民看人还是很准的，只不过刘师立寿命短，贞观十四年就去世了，死时只有四十多岁。

六，公孙武达。

公孙武达为人豪爽，有狭义，早年曾在隋朝任职，后来投到李渊手下，跟随李世民参与了平定刘武周，窦建德和王世充的战斗，在玄武门之变中也立有战功，因此被封为肃州刺史。

公孙武达的特点是打仗不怕死，敢冲在最前面，但他同时也是个有脑子的人。在随军与东突厥作战的时候，一千余东突厥骑兵抢掠了大量物资准备渡过张掖河回去，公孙武达命人偷偷绕到河对面埋伏起来，等突厥骑兵渡过一般之后，就下令发起攻击，结果突厥骑兵全部被杀死或者淹死，他因此被封为东莱郡公。

公孙武达在高宗时期去世，时任右武卫大将军，高宗追封他为荆州都督，陪葬昭陵。

七，独孤彦云。

独孤彦云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是隋朝的右卫大将军独孤楷。玄武门之变中，独孤彦云主要负责参与控制武德殿和东宫，立有功劳，因此被封为历阳郡公，幽州都督。

贞观年间，独孤彦云的儿子独孤谋娶了李世民十四女安康公主为妻，他因此成为皇亲国戚。但独孤彦云没福气，在攻打东突厥的时候战死，死后获得陪葬昭陵的待遇，后来他还成为续图的凌烟阁五十三功臣之一。

八、杜君绰。

杜君绰其实只是个小人物，在玄武门之变中的作用也不是太明显，但是他依然被李世民封为怀宁县开国公，食邑一千户，属于是第三等的功臣。

不过，李世民似乎对参与玄武门之变的人尤其重用，杜君绰得到了他的信赖，长期担任宫廷禁卫军将领，后来又被提拔为右军领军将军。

高宗时期，杜君绰成为洛阳留守，升任上柱国。

661年，唐朝东征高句丽，杜君绰担任辽东道经略大使，在与高句丽大将泉男生的战争中杀敌三万，因此被封为左领军大将军，他的人生因此也到达巅峰。

662年，杜君绰在上朝的时候，意外死在了等待上朝的禁庑之中，被高宗追封为荆州刺史，陪葬昭陵。

九，郑仁泰。

郑仁泰的资格很老，早在晋阳起兵的时候，他就追随李世民了，并逐渐成为李世民的心腹之臣。宣武门之变中，郑仁泰也是杀死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功臣之一，因此被封为游击将军，赐爵归政县侯。

贞观年间，郑仁泰长期担任宫廷宿卫，后来外放到外地担任行军副总管，防范突厥。

高宗时期，郑仁泰参与了攻打高句丽的战争，因功被封为上柱国，左屯卫大将军，同安郡公。

后来，郑仁泰作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率领薛仁贵攻打铁勒九姓部落，在天山大败铁勒九姓十余万部落，因功被封为凉州刺史，都督凉甘肃伊瓜沙六州诸军事。

663年，郑仁泰在凉州刺史任上去世，享年六十三岁，被高宗追封代州都督，陪葬昭陵。

十，李孟尝。

李孟尝是赵郡李氏，官宦世家，他在隋朝末年起兵，后来投奔到李世民麾下，参与过虎牢之战，被封为上柱国，开府仪同三司。所以说，在宣武门之变之前，李孟尝已经是朝廷大员了。

玄武门之变之后，李孟尝因功被封为水县开国公，开始长期在宫中担任宿卫。李孟尝于贞观三年参与攻打突厥之战，因功获得突厥奴婢一百，封汉东郡开国公，食邑也增加到二千户。

高宗时期，李孟尝担任右威卫大将军，经常作为长安留守，在高宗巡游外地的时候，保护长安的安全。

666年，李孟尝在长安去世，享年七十四岁，被高宗追封为荆州刺史，陪葬昭陵。

除以上十人之外，也有记载说程知节，秦琼、段志玄、屈突通和张士贵也参与了宣武门之变。我们也简单说说这几个人吧。

十一，程知节，凌烟阁功臣排名第十七。

程知节在玄武门之变之前已经是战绩彪炳的大功臣了，玄武门之变之后，程知节深得李世民信任，一路升迁到了左屯卫大将军的高位，还在拥立李治登基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因此也受到了李治的重用。

656年，程知节担任行军总管，率军攻打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因为王文度嫉妒苏定方的功劳，所以假传圣旨，劝说程知节让正在追击突厥的苏定方回来，结果影响了唐军将战果扩大。

在回军途中，王文度又劝说程知节将所占的城池里的突厥人全部杀害，然后抢走全部财产，程知节都听从了他的意见。等班师回朝后，事情败露，王文度被杀，程知节则被免去职务，之后以刺史的待遇回家养老，七十四岁的时候去世。

十二，秦琼。

秦琼也是早已成名，玄武门之变的时候他已经是翼国公了，玄武门之变之后被封为左武卫大将军，因为他身上伤病经常复发，所以他长期担任李世民的宫廷宿卫，据说李世民没他站岗都睡不着觉，因此被人们称为门神。

贞观十二年，秦琼病死，李世民追封他为徐州都督，陪葬昭陵。

十三，段志玄，凌烟阁功臣排名第十。

段志玄绝对是个猛人，晋阳起兵之后，他经常带着几十人冲进敌人阵营，在万军之中取敌人首级，还曾俘虏屈突通，让唐朝得一良将。

玄武门之变之前，段志玄在秦王府担任护军，李建成曾重金贿赂他，他拒不接受，还将此事告诉李世民，这加速了李世民发动着政变的步伐。宣武门之变之后，段玄志被封为左骁卫大将军，樊国公。

贞观八年，段玄志作为行军总管，率军消灭了吐谷浑，功劳卓著，因此获得了世袭刺史的荣耀，但他在贞观十四年就去世了，享年四十五岁，李世民追封他为镇国大将军，扬州都督，陪葬昭陵。

十四，屈突通，凌烟阁功臣排名第十二。

屈突通曾经是隋朝高官，是个十分厉害的人物，他在隋文帝时期就是大将，隋炀帝时期还平定了杨玄感的叛乱，后来与唐军作战，屡建战功，是李渊一生之死敌。不过屈突通后来被段玄志俘虏，因此成为唐朝大将，授兵部尚书、蒋国公。

在玄武门之变中，屈突通选择支持李世民，后来在取得政变成功之后，被李世民派到洛阳去稳定局势，因功获得六百户（屈突通已经是高官了，没有什么好封赏的了，只能多给点食邑了）。

贞观二年，七十二岁的屈突通去世，李世民十分伤心，追封他为果毅都尉，让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公爵爵位，还赏赐他的家人大量钱财。不过比较奇怪的是，李世民并没有让屈突通陪葬昭陵，只是让他登上凌烟阁功臣榜，后来又让他的牌位配享太庙。

十五，张士贵。

张士贵是个草根阶级，从小就练习武术，善于骑射，臂力过人。隋朝末年，张士贵投奔到李渊麾下，南征北战，唐朝建国后被封为左领军大将军、虢国公，完成了人生逆袭。

玄武门之变之后，张士贵成为禁卫军首领，从这一点来看，他在玄武门之变的功劳不可谓不大。后来，张士贵先后参与了西南叛乱和平定薛延陀的战争，战绩卓著，深受李世民信任。

值得一提的是，薛仁贵就是张士贵随军东征高句丽的时候召入军中的，他对薛仁贵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在高宗时期，张士贵退休，接替他担任禁军首领的就是他的好徒弟薛仁贵。

657年，张士贵去世，享年七十二岁，陪葬昭陵。

总结一下：

李世民对于功臣还真是不错，只要是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人，基本上都得到了重用。但话说回来，参与玄武门之变的人，每一个人都很有才干，他们在玄武门之变之后的表现总体还是不错的，所以李世民任用他们其实也没什么错。

至于说这些功臣的下场，我们可以发现，大多数都是好的，只有少数人因为自身的原因导致不好的下场，其余人基本上都是正常死亡，而且不少人都活了很久，也都受到了皇帝的优待。而陪葬昭陵，也很显然成为了这些功臣的标配，可见李世民对功臣们的感情有多深。

4、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

谢邀！

关于公元前三世纪、战国中晚期的中国总人口，没有留下任何统计数字。史学界普遍的估计，认为应当在三到四千万的规模上之间，其中秦国约有500余万人，赵国约有300余万人。一场战争结束后，仅仅被敌人屠杀的战俘就有45万人，还是宝贵的青壮年男性，这听起来确实骇人听闻。

“45万”在文献资料中的出处，是《史记》中的《白起王翦列传》和《廉颇蔺相如列传》：

……至九月，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来攻秦垒，欲出。为四队，四五复之，不能出。其将军赵括出锐卒自搏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卒四十万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计曰：前秦已拔上党，上党民不乐为秦而归赵。赵卒反覆。非尽杀之，恐为乱。乃挟诈而尽阬杀之，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归赵。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赵人大震。

……赵括既代廉颇，悉更约束，易置军吏。秦将白起闻之，纵奇兵，详败走，而绝其粮道，分断其军为二，士卒离心。四十余日，军饿，赵括出锐卒自博战，秦军射杀赵括。括军败，数十万之众遂降秦，秦悉坑之。赵前后所亡凡四十五万。

这两处虽然都有“四十五万”，但是陈述语意有明显差别；《赵世家》、《田完世家》、《秦本纪》等篇，也有对此战的相关记录，却是“四十余万”。这些表达不一的内容和数据记录，都出自《史记》，就会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司马迁撰写的这些内容，尤其是涉及到兵力的数字，真的可靠吗？

这个疑问可不是今天才有的，在长平之战结束后的两千多年间，就不断有后世古人对此产生类似的质疑。

就和做科学试验一定选取多个试验样本，不会只强调个别典型的谨慎作风类似，历史研究也一向就有“孤证不立”的传统：如果仅有一条证据、一个出处支持某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个弱命题，是不可接受的。经过秦朝末年的反秦大起义和随后的楚汉战争，大量的文献资料在社会动荡和战火中遗损，留下来的非常有限，因此，只通过对《史记》文献资料的解读去分析长平之战，不可能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而且，《史记》又是司马迁凭一己之力完成的，带有浓厚的个人感情，其文字内容不单是理性陈述，还会向读者传达明显的感性色彩，当外人看这些感性内容时，很容易产生主观臆断——只要你执意朝着某个判断方向去设想，你就一定能从这些并不绝对严谨的文字中，提取到越来越多的“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得出各种“个人判断”；当你头脑中这些“依据”和“个人判断”迸发的越多，离事实就越远，离异想天开就越近。

光考据文献，从中就得出“45万”成立或不成立的做法，都没有说服力。

万幸的是，现代考古学，已经不单是一门单纯人文色彩的社会科学，而是可以利用遥感、同位素、放射探测、金相鉴定、遗传学、分子学、环境学、微生物等综合学科的自然科学。先秦历史残缺不全，但不代表我们就不能考证包括长平之战的战争细节，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向就是与考古类似：做古战场的实地考察，对遗迹和出土文物、遗骸的分析。

1995年5月12日上午，位于山西省东南部的高平市永录乡永录村，村民李珠孩、李有金父子正在位于韩王山西麓将军岭杨家山下自家承包里梨园里翻耕土地，他们不断从地下刨出人体骨骸，随着坑约挖越大，暴露出来的尸骨也越来越多，且其间还有青铜质地的箭头、钱币等物，有些箭头就嵌在骨头上。坑中尸骨呈无规则层层叠压，有的是仰面，有的是侧面，有的则是俯身，有的头骨与躯干分离，甚至还能明显看出骨骸上有钝器、刃器、石块造成的创伤，场面触目惊心。李家父子不知道地底下还有多少尸骨，不敢再挖下去了。

消息传开后，被迅速上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同年10月下旬，考古发掘正式开始，最终确定一个长11米、宽5米、深1.2米的尸骨坑，还出土刀币17枚、铜镞2件、铜带钩1件、铁带钩1件、铁簪1件、陶盆口沿残片1件。随后在这个尸骨坑西侧，工作人员还探测到一个宽3~4米、长55米，规模更大的尸骨坑。这就是永录尸骨坑。这个尸骨坑的发现，是1995年及随后几年，在考古学和历史学界，以及在社会上比较有震动性的事件。

在随后一年，考古研究所提交两份发掘整理报告，确定这些尸骨就是战国后期秦赵长平之战结束后，被秦军屠杀的赵军士卒。考古人员从坑中共清理出130具遗骸，其中60具有头骨无躯干，或头骨与躯干分离；14具属于被钝器或石块砸死，可能属于被活埋的仅有一具。这个现象说明，这些赵军并非被活埋，而是先被集体处决之后，再抛尸于此。在战国时代，武将还没有建立起“杀降不祥”的道德谴责意识，商鞅在秦国推行军政改革中的军功爵制度，又是以敌军的首级作为统计战果和评定赏罚的标准依据。商鞅的《商君书·境内》里，明确记录点验首级的程序：……“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三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能攻城围邑斩首八千已上，则盈论；野战斩首二千，则盈论；吏自操及校以上大将尽赏。……以战故，暴首三，乃校，三日，将军以不疑致士大夫劳爵（译文：秦军每五人设有屯长，每百人设有百将。在战斗中，如果百将和屯长得不到敌人首级，他就要被斩首；得到三十三颗以上的敌人首级，就达到军功升迁规定的数目，可以晋升一级爵位。……我军围攻敌国城邑，斩首八千颗以上，或在野战中斩首两千颗以上，就达到军功升迁规定的数目，各级将吏都能得到封赏；……战斗结束后，把首级示众三天，统计核实，三天后，将军点验无误，赏赐有功战士并加赐爵位）。”

在永录尸骨坑中发现的这些尸首分家的骨骸和没有躯干的骷髅头，就证明了这种制度的确在秦军得到充分贯彻。

覆盖在尸骨堆上的封土，是经过两千年形成的沉积土层，却仅有一尺厚，使李家父子能轻易刨出骨骼。工作人员通过对坑体的不规则形质和周围自然土质的考察，又发现这并不是一个为了填埋尸体而专门挖设的坑，而是一处天然低洼凹地。这些结果说明，当初秦军处决赵军战俘后，对打扫清理工作非常敷衍，他们没有专门挖掘填埋赵军尸体的深坑，而是本着就近、就易的原则，将尸体抛入附近的沟渠等地势低洼处，草草掩埋，填覆其上的这点薄薄浮土，甚至还不能把尸体完全盖住。水流对地表土层有明显的冲刷作用，尤其遇到大暴雨，水力侵蚀效应更强，由此导致在随后两千多年间，长平古战场经常会在入夏汛期的一场瓢泼大雨过后，地表浅层土壤被雨水冲走，不断有尸骨和兵器露出。以至于留下了诸如“露骸千步，积血三尺，地名煞谷（《省冤谷记》）”之类的记录。

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人类对于生和死的问题，一向看的极重，俗话说“生死有别，阴阳两隔”，阳界和阴界必须有明确的区分，而且相隔的要越远越好，谁也不愿意在坟地旁边安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明，也都把骷髅作为典型的死亡符号，并衍化出象征“恐怖、噩运、诅咒”等强烈邪恶的涵义——西方的死神，是蒙着黑罩袍、手持镰刀的骷髅；海盗船的桅杆升骷髅旗；危险化学品装置的外包装，用骷髅做警示标志；玩摇滚的前卫文艺青年也最喜欢用骷髅做纹饰，称之为“死亡重金属”……反过来说，如果骷髅总是出现在它不该出现的地方，绝非什么好兆头，本该活人住的地界上，隔三差五老能见到死人骨头，尤其每到凄风苦雨惨雾愁云之际，总有难以计数的骨骸从土里面露出来，仿若冤魂厉鬼正从阴曹地府里往外爬，欲向后世活人哭诉其横死之悲屈，实在是让人瘆得慌。

中国文化对于死者遗体，历来都有基于“仁道”精神的处置方式，如果条件允许，最好的方式是把遗骨带回家乡葬入祖坟，魂归故里落叶归根；哪怕条件不允许，也要入土为安。谁能出资出力，将暴弃于野的骨殖重新葬殓，更会被视为一种积功德的善举。总之，死人就得住到阴宅里去。但是长平古战场周边的骨骸实在太多了，当地的平民老百姓有心无力，亟需那种有威望有资历，能凭强大的号召力调动起各种资源的“社会名流”出面操作。

这类“社会名流”还真不少，其中名气最大的那位，就是唐明皇李隆基。景龙二年（708年），唐朝刚刚经历过“神龙政变”，武则天被逼退位，还政于李氏皇族。作为才二十出头的青年皇族子弟，李隆基在这年出任潞州别驾。潞州的治所就是今天山西长治；长平此时已改叫“高平”，是隶属泽州的一个县，北边与潞州相临，是从长安、洛阳两京出发，前往潞州行程中的必经之地。李隆基在途径高平时，已经对当地“暴骨野莽，冤抑之气过甚”的情况有所了解，通过探问宿老村夫，得知在县城以西五里的谷口，尸骨麇集最多，“夜半常闻鬼哭悲泣之声”，以至于周边地名就叫“煞（杀）谷、哭（骷）头、头颅山”。其中头颅山就得名于建在旁边的“白起台”，他其实是一处“京观”：把敌军的尸体、尤其是砍下来的头颅高高堆起，封土夯实垒成方锥形高台，以此炫耀自己的军威武功。

李隆基在潞州任职的时间不长，但是对此地很有感情，认为这是一个供其韬晦蓄锐并带来吉运的兴旺宝地。十五年后的开元十年（723年），李隆基正是38岁的春秋鼎盛之年。这年正月，他自东都洛阳出发，巡行潞州，一路上慰孤问寡，体察民情，“宣风问耆艾，敦俗勤耕桑”，保持着锐意踌躇的进取明君心态。他看到高平当地尸骨依然如故，于心不忍，派人将尸骨收集后重新葬殓，并“择其枯骨中巨者”，拼成一副完整的骨架，拌泥充填，塑成一座骷髅王神像，连戾气太重的地名也都改了。“唐明皇幸潞州，见头颅似山，骸骨成坵，触目伤心，敕有司掩埋之，鸠工建庙，颜其额曰‘骷髅庙’，易其谷曰‘省冤谷’，春秋祭祀，守土者亲诣致祭，历代相因。”（《高平县志·重修骷髅庙碑记》）。李隆基的举动，就是以皇帝的九五之尊，亲自主持一次对长平之战被杀赵国士卒遗骸的官方公祭仪式，安抚人心，冤有头债有主，恳劝这些泉下亡魂不要惊扰当地百姓。

随着时间推移，在时隔三、四百年后的北宋和金朝，高平周边又有大量尸骨被雨水冲涮出来，或被当地村民在耕作时刨出。在金朝皇统元年（1141年）出任高平县令的王庭直，写过一篇《省冤谷记》，里面提到两件事：“旧宋运判马城，经过此地，移檄县僚，收拾遗骸。于谷口凿坑深阔，以左右前后沟壑数十里暴露之骸，毕集而掩葬，仍于所掩地启坟祭之，使后人不践履尔。……继有老农王姓者告：诣去谷十里余，为雨水所崩，岸崖颓裂，露骨数车，愿收而掩之。爰即具礼，尽载于坟围。庭直率本土士众，携酒肴，奉香火，张声乐，具服祝，谨诣其谷，吊以祭之。”

但这还远远不算完。到了明朝初年，著名谋士刘伯温经过高平，看见当地出土的青铜古兵器，写了一首《长平戈头歌》,“长平战骨烟尘飘，岁久遗戈金不销，野人耕地初拾得，土花渍出珊瑚色”。后延至明朝中期正德年间，出任山西布政使司经历的李梦阳经过此地，在其诗作里记录的当地景象，又是“白骨蔽丘原，霜风慘阴晦”了。在明朝万历年间，借修缮骷髅庙的机会，由当地官府出面，又组织了一次对骨骸的集中葬殓。时间再往后延续一百余年，清朝雍正十二年春（1734年），工部屯田司员外郎朱樟外放泽州知府，他到任后，写了一首题为《长平箭头歌》的叙事诗：“绿衫小吏倚驿门，箭头拾自王报村，土花晕碧古血死，剩此寸镝鸣秋冤，钝鏃三棱露骲脊，挟诈杀降谁画策？毒雨崩城战垒堕，犹见沙堧未埋骼。”

不断被雨水冲出，不断有后人重新掩埋，周而复始，赵军士兵的尸骸，就仿佛某种生命力极端顽强的植物，永不停息地从长平古战场的土壤里滋生出来。1995年发现的永录尸骨坑，不过是这个已持续2200多年轮回的再现。永录坑也并不是新中国建国后，对长平古战场考古取得的唯一成果：在95年之前，当地就不断发现尸骨坑，在95年之后的十多年里，又陆续发现17处规模不等的尸骨坑。最近的一次是2011年5月，在永录乡后沟村发现的一处，规模是永录坑的约四倍。只不过，出于人道主义、防止尸骨暴露在外受到风化破坏、以及照顾当地民众情绪等综合因素，除对其中两处做小型探方挖掘外，对其他尸骨坑都没有实施发掘整理，不必再惊扰这些在地下沉睡两千年的赵军亡灵了。

然而必要提及的是，上述这些已知考古遗迹和文献依据，很可能还是冰山一角。早在1978和1985年，高平伯方村和将军岭当地村民在从事盖房、耕地等生活生产活动，发现了“车亡谷尸骨坑”和“长平一号坑”，考古人员通过对尸骨和土层的挖掘分析，确定这两处埋葬的也是赵军尸骸。就在近年对周边村民的探访中，得知了两个让人颇感惊愕的事：

其一，当地村民在1982年整地盖房时，就从地下刨出大量人体尸骨、马骨、青铜质地的箭镞和戈。尸骨越来越多，而且还刨不完，村民害怕被冤鬼缠身，不敢再刨下去，他们就在已经平整出来的土地山盖房，挖出来的尸骨都扔到河里或运到远处择地填埋；

其二，在1982年以前，类似的事情更多。60~70年代，中国化肥工业基础薄弱，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需求，包括山西在内的各地农村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搞了不少诸如“小水电”、“小化肥”之类村办集体小作坊。而动物骨骸的主要成分是钙磷酸盐，正好可以磨成骨粉做肥料。村民都忌讳看到人体骨骸，觉得不吉利，赶紧扔掉或重新深埋，绝不带回家。但当骨骼成为肥料来源，一旦具有利用价值，性质就不一样。为了能让村民克服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风俗忌讳，多为化肥厂提供原料，当地公社生产大队甚至还制订过只要上缴骨头达到一定数额，就给社员记工分作为奖励的规定。于是，当地在60~70年代发现的大量尸骨坑，根本没有上报有关文物部门，在发现后就被收拢起来，于村办土化肥厂磨成骨粉了。一直到八十年代初，因为这时我国大型正规化肥工业得到了显著提升，大型现代化肥厂的产量上去了，正规化肥价格也便宜了，土化肥作坊才逐渐停产。当地一些上年纪的村民，凭记忆指认了若干处当年挖出尸骨坑的地点，但已经遭到完全破坏，不具有考察价值，也就无从得知这些尸骨坑中到底有多少赵军尸骨。

长平古战场所在的山西省高平市位于晋南，是个四面环山的河谷盆地，虽然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但在和平时期，他与外界的交通往来并不便利，时至今日，依然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内陆县级市。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尸骨坑，都是通过盖房、耕地、修路等活动发现的。当地经济基本上还以农林养殖业和煤炭采掘业为主，辖区内绝大多数地域还保持着天然土质和自然植被，没有被大规模的工矿用地占用。这就意味着当地还有尚未被发现的赵军尸骨坑，这个意外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再被后人反复感叹并重新葬入殓的千年轮回，还要在今后继续下去。

也正是通过上述这些实体考察和考古挖掘工作，加之历代流传下来的文献记录，将这些依据汇总后研究分析，才得出一个最谨慎的结论：我们不敢说当年长平之战被杀的赵军士卒，不多不少卡准了就是45万整，但肯定达到了这一数量级。

河北易县的燕下都遗址的南侧，有十四个封土墩台。1996年，因为外界环境的风雨侵蚀，其中一个外表封土剥落，露出了里面的人头。这些封土墩台，其实就是“京观”。

后来，通过做一个小型的探方挖掘，发现每个墩台里都有超过2000颗以上的人头骨，都是首级，没有躯干，且时间比长平之战发生时间要早，通过与文献对比，认为这些“京观”是燕国子之之乱、或者乐毅伐齐后，燕军带回来的齐国俘虏的首级。这说明，当时这种大规模以割取敌人首级计算功劳的方式，不止是秦国，在其他国家一样。

5、陕西在近代为何能走出如此多的军事将领？

都说“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陕西出名将无论是在古代还是近代，古人云“关西出将，关东出相”，自古以来陕西就将星璀璨，名将如云，并且不是一般的将领，都是实打实、含金量非常高的。

比如古代的白起、王翦、司马错、李靖、郭子仪、韩世忠等，近代的也有很多知名将军，比如国军的关麟征、胡琏、张灵甫、杜聿明、杨虎城，我军的李达、张宗逊、阎红彦、阎揆要、崔田民等人。

陕西自古以来就是人才济济，雄君明主，军事将领更是各领风骚，这和陕西的文化发展有关，陕西可以说是帝王建都之地，现如今留下的帝王陵墓高达79座，从这里便可以看出，陕西在古代一直以来都算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们的思想也相对开阔，见识广，这是很多其他地方不具备的。

既然是政府所在地，那自然是要屯兵设防，如此便需要将领，久而久之，陕西出军事将领也就不足为奇。

大家对将军的印象大多都是粗狂暴躁，性格直爽，确实，这种性格并非一朝一夕养成的，而是受到陕西历来的风气所影响，陕西人说保守也不保守、吃苦耐劳，性格豪爽，说起话来也是铿锵有力，快人快语，从不拐弯抹角，和南方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南方人言语委婉。

张灵甫

而陕西的汉子也是黄土造就的，更是秦岭造就的，他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自豪感，也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做贡献，保家卫国陕西人从不含糊，说干就干，不是有句话叫“自古秦兵耐苦战”，陕西人应该是很好的继承了这点。

胡琏

陕西是中国现代革命圣地，尤其是毛主席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在这里宣传革命，留下了宝贵的革命文物，革命经验以及革命精神。都说近代的陕西是中国革命的摇篮，1935年，红军长征就到达陕北吴起镇，之后在这里培育出众多的人才和军事将领，为全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也并非就说陕西才出军事将领，其实湖南、四川也同样人才辈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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